《意见稿》与舆论

2020/03/03

今天是2020年3月3日,星期二,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的公布已经过去了大半个周。

自《意见稿》公布以来,相关讨论在网络空间刷足了存在感。微博网友纷纷高举起“坚决反对《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的鲜明旗帜,一时之间,群情激愤,杨宜勇所长亦是千夫所指,甚至被扣上了“卖国贼”的帽子。持支持意见的甚至仅仅是不反对《意见稿》的人纷纷噤声,生怕站在汹涌的舆论的对立面被正义凛然的民意碾为齑粉。

先抛结论,我支持《意见稿》。

“你听我解释。”

第一,出台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驱动下的中国,毫无疑问,对外开放是未来发展的强力导向。习近平主席也不止一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势定调。中国进一步深度拥抱世界的时代洪流,裹挟而来的一个结果便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必然越来越频繁的常态化双向往来,因而必然产生中国人长期驻外和外国人长期居留中国的硬性需求。比如,广东省有几万黑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非洲赴中国采购商品尤其是中低端商品的商人。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耦合,这种人员往来必然愈发频繁,出台一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需求的《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可谓是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第二,规范在华外国人管理的需要。很多人,甚至可以这样说,大多数人在看待《意见稿》时,受民族情绪、舆论带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心中已经牢固树立了一个预设,即《意见稿》只是用来把外国人放进来的。我必须要说的是,事实绝非如此,出台《意见稿》的初始精神,除了把该来的外国人放进来,还有把不该来的送出去的目的。上文提到,广东省现有几万黑人,其中相当一部分由于签证过期,亦成了法律意义上的“黑人”。换句话说,现在在中国的外国人,非法居留的情况非常之多,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有针对于此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在华外国人的管理工作,该遣返的遣返,该永居的永居。出台条例恰恰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社会治安,促进社会资源的节约。

第三,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有人会说,“我反对《意见稿》就是怕把外国人放进来,这不是更能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入侵吗?”对此我表示,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绝不仅仅是比如放进来几个间谍那么简单。纵观此次舆论狂潮,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其实大多数吃瓜群众在加入坚决反对《意见稿》的舆论狂潮之前,先是有节奏党在疯狂带节奏,而且这些节奏满满的说辞,其依据竟是几张自媒体文章的截图,结果这些毫无水平的可以一眼戳穿的截图被吃瓜群众转发了无数次。这些自媒体文章提到,“中国政府大力鼓励中国女大学生和留学生联姻”,“相信不久未来华夏大地将成为非洲人的另一故乡”,“杨宜勇:中华民族复兴可能需要外国人来完成”。据我初步考证,中国政府与杨所长要么没提过这些说法,要么是几年前的一句话被断章取义,狗尾续貂,歪曲了原本的语义。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思索:这些节奏党为什么要带这样的节奏,是出于什么目的,基于什么利益,渴望形成怎样的事实?我们从结果的角度来剖析这个问题——如果节奏党挟万千网友实现了其阻止《意见稿》出台的目的,就形成了一个既定事实,即,舆论阻止了法律的出台。细思极恐!这不就是欧洲国家几年前就开始研究的“新型政治”吗,这不就是特朗普裹挟民粹主义成功上位的隐性翻版吗,这不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权以自由民主为名操纵舆论控制思想实现对无产阶级压迫的手段吗?如果舆论真的能阻止我国合理合法立法过程的运行,那可真的是国将不国,无产阶级政权命不久矣的时刻!

第四,矫枉必须过正。说实话,“坚决反对”《意见稿》的舆论军团中,哪怕有十分之一认真读过《意见稿》原文,我当场把眼前码字的电脑吃掉,真的。这种无脑跟风的现象正常吗,正常,但不应该正常。我当然不是说非法律专业的人就没有半点发言权——我自身就非科班出身,但是我起码认真研究了《意见稿》原文并认真搜索了相关资料。所以,一句话,极易被煽动情绪而起的单纯跟风行为,是错的。鲁迅有句话都被讲滥了:“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面对理性声音几乎被彻底淹没的事实,我们如果想要赋予少数有思想的人话语权,就必须越过理性讨论的范畴,果断地站到“坚决反对”大军的对立面,正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以促使舆论环境走上健康有序的正轨。一定程度上讲,为了反对反对而支持《意见稿》,是我的无奈之举。

但是,我之所以称自己的“矫枉”之举已然“过正”,是因为这次的意见稿的确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甚至说漏洞。

《意见稿》原文见文章底部链接

什么样的人能申请到中国永居资格?

杰出成就、急需人才等略去不表,我只谈我认为值得商榷的内容。原文详见《意见稿》第二章。

  1. 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或者从国际知名高校毕业的
  2. 在中国连续工作且工资年收入较高的
  3. 有家庭团聚需要的
  4. 有其他正当理由的

上述第一条,“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描述是十分含糊的。虽说国内野鸡大学可能不设博士点,但是比如在某非洲大学取得学位的博士研究生,很有可能质量不高,并不是我们想要引入的外国高质量人才。另外,“从国际知名高校毕业”,“国际知名”又该如何评判呢,我认为需要有一个详细的规定,比如列表式的高校名单——毕竟现阶段某些机构的大学排名也并不能完全反应一所大学的真实学术水平——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山东大学“学伴”事件恐怕就是山东大学为了提高国际排名,通过提高国际留学生比例的手段结果搞出来的闹剧。

上述第二条有一个预设,即高收入外国人是高素质外国人(此处的“素质”并非道德素质)。其实这个预设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确是成立的。年收入达到平均工资的最低三倍,普通外国人也并不容易满足条件。但是,《意见稿》第三章提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可以受理外国人的永居申请,这就涉及地域收入差别的问题。如果一个外国人在北京工作,获得较高的工资,但是他赶赴异地比如某十八线小城市办理申请业务,如果当地公安机关按照当地平均工资标准而不是北京的平均工资,相当于大幅降低了外国人关于工资的准入条件。

上述第三条的操作空间是相当大的。根据《意见稿》我设想了这样一种情形:某人是一个高收入中国人,他正常娶了一个中国夫人,但是他基于比如国内累进税率比如医疗条件等等因素选择移民移籍外国,成为一个法理上的外国人,但是他的夫人是中国人,那么依据《意见稿》,在满足附加条件的基础上,他可以相对容易地取得中国永居资格,获得中国公民的待遇——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为双国籍开了绿灯?另外,《意见稿》还提到,在境外无直系亲属的60周岁以上的法理上的外国人可以通过投靠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中国籍或者持有中国“绿卡”的外国籍直系亲属的方式取得中国永居资格。乍一看,允许在境外无亲属的孤寡老人取得中国永居资格还挺具有人道主义关怀精神的,但转念一想,这个政策对真正的外国人的适用性并不大,对“事业有成”的外国籍中国人反而具有着相当高的实用价值。抛开这点不说,吸收移民的本意也并非增大中国在外国人身上的养老负担。

而上述第四条所述“其他正当理由”则给了民众充足的想象空间。“其他”好说,《意见稿》规定之外的情况都叫做“其他”,但是什么叫做“正当理由”?“正当理由”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没有判断标准跟没有准入标准怕是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标准之所以为标准,就在于其可量化可准确判断的特征,失去了这个特征,标准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意见稿》恐成为别有用心之人孕育恶意的温床。即便说,“其他正当理由”可以是法律条文中普遍存在的兜底条款,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我国法律条文普遍存在的不够精准的弊病。普遍存在,便对吗?“从来如此,便对吗?”

中国永居资格能给获得中国永居资格的外国人带来怎样的待遇?

总的来看,中国公民待遇。但也有“超国民待遇”的隐忧。义务教育,社会保险等部分略去不表。原文详见《意见稿》第四章。

《意见稿》第三十五条提到,政府应当为为永久居留外国人提供语言文字培训等社会融入服务。这里要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吸收外国移民?一个劳动力,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要么有性价比,要么是高素质,需要为中国做正向贡献而不是中国为之做反向输出,这是由汇聚世界力量发展我们中国的最初目的决定的。

毫无疑问,我们给了外国人好得甚至有点过分了的待遇。而当下中国存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洋垃圾”横行霸道,洋人得称作“洋大人”——外国人获得了实际意义上的超国民待遇,这点不容狡辩。在这种情况下,再出台一部法规给在华外国人法律意义上“正名”,毫无疑问造成民族情绪的普遍不满,乃至一定程度上的爆发。那当下舆论是怎样的呢?“坚决反对《意见稿》!”“杨宜勇卖国贼!杨宜勇你老当益壮多生女儿和黑人联姻去吧!”“中国人是炎黄子孙的中华儿女,不是移民国家!”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其实客观来看,主流舆论大多是对《意见稿》直白的情绪宣泄,并没有深入思考《意见稿》蕴含的逻辑链条。但是,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到,民众的愤怒,不仅仅是针对《意见稿》本身,《意见稿》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引燃了长久以来给予外国人超国民待遇使中国公民倍感不公的炸药桶。

可以说, 外国人在中国享受实际上的超国民待遇正是近日民族情绪汹涌的重要原因。

但这还不够。

再次回到《意见稿》第二章第十五条。如果一个外国人,高收入,居留于北京,那么他可以在此项法规出台之后,合法获得永居居留资格,享受北京居民的合法社会福利。等等,哪儿的社会福利?北京的。我一个根正苗红堂堂正正生于斯长于斯的山东户口的中国公民,如果去北京打拼,高收入,长期居留,能获得北京户口吗?答案是,恐怕不能。那好,外国人可以,中国人却不行,如果这不叫超国民待遇,那你给我翻译翻译,什么叫超国民待遇,什么叫他妈的“超国民待遇”?户口制度只不过是当下中国并不完善的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个缩影,是当下全面深化改革途中的一颗顽石,它折射的,正是如今民愤激荡的 根本原因,即中国国内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发展不够充分,依然不够公平的深度连结的政治经济制度,却不得不硬着头皮迎接中国深度开放时代的到来。此次矛盾的激化,看似充满了不理智的情绪化宣泄,但个中缘由,早已昭然若揭。全面深化改革的手术刀,不能再局限于经济制度了。生产力的进一步释放,中国人民利益的进一步实现,必然需要我们改革上层建筑,否则,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人民自由发展的权利将进一步受到损害,中国的社会矛盾也将进一步激化。

所以要怎样做?

第一,勇于站在舆论的对立面,支持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是时代所需,是发展所需,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需,我们要以人民利益尤其是长远利益为转移。是的,这里,我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而不是《意见稿》。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并且承认,当下的《意见稿》存在着不容忽略的漏洞。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妄图以舆论的力量压倒法律,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与犯罪无异。

第二,积极行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意见建议权,参与立法过程。我国的立法,讲求“民主立法”,我们应当支持国家出台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有利于实现最广大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并且积极参与其中,助力立法过程民主化,立法结果科学化。

第三,公民个体要树立自信心。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外国人超国民待遇,不是洋人挣的,而是某些孙子呈贡的。每个公民都应当不卑不亢——男人挺直腰杆,女人拒舔洋屌——别管别人怎么样,自个儿先自信起来。

第四,立法链条上的所有部门应当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立法过程的民主化与透明化水平远远不够,此次舆论的爆发,另一个原因也在于大多数民众缺少参与立法过程的经验,避开了合法行使建议权的途径而选择诉诸舆论。有关部门应该切实依法落实科学民主立法,推动立法透明化,并且 主动 引导公民参与立法过程。像是某一个公民通过官方网络途径发表过建议之后,依据IP地址判断整个区域的所有公民都已经发表过意见,从而变相剥夺其他公民合理合法的意见建议权的消解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的恶性失误,更是要坚决杜绝。在这场舆论争斗之中,部分“专业人士”对部分公民提出的疑惑与诘问报以嗤之以鼻的态度——却不道出个所以然。这要求相关部门不仅平时要落实好普法工作,更要勇于回应公众意见——要么就细化规范完善条文,让公民可能有的疑惑都能在法律中找到依靠。

总之,我们要丰富见识,不忘初心。

最后,附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